几乎每年的3月，美国债务上限（Debt Ceiling）问题都会升温。2017年3月15日，奥巴马在2015年签署的暂停法定债务限额的法案将到期。美国前任财政部张雅各布•卢在2017年1月4日发布的有关债务上限（限额）的文章，对债务上限问题进行分析。 债务问题不纯粹是偿债问题，还与新政府的开支计划以及预算有关。当下财政部的TGA（财政部的现金余额账户）账户余额已经开始下降，目标位在2015年11月2日的250亿美元水平。合意的水平则在1500亿美元左右（覆盖5天的现金流出）。在触及债务上限以后，财政部将不得不暂停发债，并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来覆盖自身的现金支出缺口，在2015年时，财政部的这些“非常规措施”规模达到了3200亿美元。国债的发行量降低将影响货币市场的利率走势以及高质量抵押品的供应。

为了履行我们的义务，宪法赋予国会为美国借款的权力。227年来，我们一以贯之地偿付债务，美国的信誉度有着极大的优势。建国初期，为达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发资金实力的战略，履行我们的财政义务，保持美国的充分信念和信用，是不可否认的神圣责任。总之，当已经由国会授权的支出债务到期时，他们必须偿付，这些账单不是凭空抽象的——他们是我们部队的薪水，我们的退伍军人和退休人员的福利，以及向医院支付的提供护理的费用，更不要说为联邦政府“开灯”。

与此同时，国会设定了一个法定的债务限额，限制财政部发行新债务的能力。提高债务限额不代表授权国会进行任何的联邦支出；只是为了政府偿付已经存在的债务。几十年来，提高债务上限一直是国会会遇见的问题。重要的是，每次债务上限辩论结束都会增加法定限额，从而避免了我们国家债务的前所未有的且灾难性的违约。然而，近年来，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来的太容易又频繁了。曾经有关债务上限的争辩可被视为预算的“最后截止日”的最后期限已经转变成了“一台戏”，国会的官员借此推动狭隘的党争并引发了违约相关的真实风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债务限额在100年前设立之初的目标是为了简化我们的借款过程以满足我们国家的财政债务，并减少国会授权每次发行债务的负担。国会对新设立的债务限额的增加将允许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发行债务以满足国会规定的债务，只要它保持在该限额以下。

最近的债务上限暂停法案将于2017年3月到期。新国会的责任将是提高债务限额，不应该继续做戏或故作“边缘政策”。不幸的是，如果最近的历史得以延续，我们可能又会看到阻止债务上限上调的力量。

目前的制度存在严重的风险，制度不再服务于美国。我希望仔细审查我们的经验，以及财政部近年来为限制债务中断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可以促进更有成效的对话，并最终导致改革，将来可以避免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危害。

美国国债市场是世界上最具深度，流动性最好的政府证券市场。美国国债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者独特的作用——作为为美国联邦政府融资的主要手段、作为全球投资者和储户的重要价值贮藏资产、其他金融工具的主要无风险基准资产，以及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

为了确定需要借款的金额，财政部首先预测政府将收取的金额（收入）和政府在一定时期（支出）中支出义务的金额。如果支出超过收入，就会出现赤字，财政部发行债券，如短期国债，中期国债以及长期国债（bills、notes and bonds），以筹集弥补资金缺口。财政部借款还反映其他融资需求，例如对联邦信贷计划的经营性现金余额和付款的要求。这种做法允许政府继续顺利和有效地运作，并使美国能够履行其现有的所有义务。

近年来，债务限额僵局屡屡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在艾森豪威尔，卡特，里根，克林顿和两届布什政府以来，债务限额谈判实质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国会有时候会等到最后一分钟才提高债务限额，致使财政部不得不推迟或取消拍卖，或只能在手头现金吃紧时进行操作。商人都知道，仅通过现金来经营是极其危险的。鉴于政府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财政部可能很快面临重大支付，而确没有资金支持。财政部在一天内对现金的需求可以从几十亿美元到500多亿美元，而这仅仅是向受益人，承包商和雇员支付必要的款项，如果有国债到期的话，支出可能高过1500亿美元。

金融市场的长期信念是，没有任何条件能够或可能导致财政部不能支付其债务的情况。如果投资者开始失去对债务人偿还债务的信心，他们将要求更高的利率。如果投资者失去足够的信心，美国政府这样的强大债务人也将面临这些现实问题。在2013年债务危机高峰期的四周时间内，1个月期国债的拍卖利率增加了0-35个基点。而且存在一个真正的风险，最终，一些债权人可能只是停止贷款。例如，在2015年10月的债务限额僵局期间，从财政部购买一个月国债的需求大幅减少。在该拍卖中，财政部收到的总投标金额相对于该期发债总额下降了近50％，表明投资者希望以任何利率水平购买国债的数量明显减少。

2013年时，当市场预期我们将达到债务上限且国会无所作为时，富达投资甚至宣布，它已经在10月下旬或11月初出售了所有的美国国债。虽然富达的行动可能被某些人认为是极端的，但这些行动反映了在债务限额僵局期间的市场环境，其中其他的机构可能决定在卖出相同期限的国债，以避免被市场认作为不好的受托人。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更高的成本，并最终引发财政部无法以任何价格借款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通过发行新债务来筹集资金的能力，财政部的现金余额将迅速下降并迅速违约。

作为一个经济原则，债务限额的存在难以被辩护；它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产物。增加债务限额不授权或创造额外支出，在任何债务限额僵局之前，立法者已经做出了直接联邦开支和收入，以及国家债务轨迹的预算决定。

在对经济的影响方面，债务限额的想法只有缺点。虽然政府管理其财政状况以使其债务/GDP之比是可持续的，但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在支出和收入法颁布时作出关于多少借款的决定，而不是在等待偿付时决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正如GAO 2011年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预算的债务限额概念，而是将政策决定与其对债务的影响更好地联系起来。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仍然使用债务限额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虽然美国与我们许多国际同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宪法赋予国会借钱的权力，债务限额本身不是宪法所要求的 - 我们赋予国会特权以借款的方式绝不是不可变的。

债务限额不应再是谈判磋商的话题，国会应采取行动消除这种定期的风险。它已经不再是简化借款过程的工具，债务限额已经变成了一个武器，国会不负责任的行动可能对我们的经济福利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国会选择在国家债务方面行使其宪法角色，无论是完全放弃债务限额还是采取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目前的风险，有一点是清楚的：目前的债务限制制度已经超过其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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